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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和重要实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仅一年，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就首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其后经过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又经过一年的革命实践，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制定了有关国共合作的政策策略，在党的早期统战工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中共四大前后围绕联合与斗争主题，初步形成的一些基本统战经验和原则，对当前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具有重要启迪。
中共四大纪念馆外景
一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
中共四大的召开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共合作是事关国共两党双方关系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国共两党的阶级基础、政治信仰和立场不同，合作之初就伴随着分歧、矛盾和冲突。但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国共两党经历两年左右的不断努力，1924年初以共同革命目标为基础实现国共合作，随即开创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初步展开的一年中，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和思想认识，为中共四大的筹备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四大纪念馆内景
一是国共合作后有利的革命形势为中共四大的召开奠定社会基础。1924年初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党取得公开组织和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可贵条件，领导工人运动逐步从“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农民运动也在广东等地迅速兴起。10月，孙中山领导革命武装迅速镇压受英帝国主义指使、由大地主大买办分子所控制的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同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此有利形势下，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召开有各革命阶层的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召，并支持孙中山北上。由此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响应，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活动，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广泛传播，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二是国共合作的初步展开为中共四大奠定实践基础。合作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较为倚重，一度有对国共两党的分歧采取回避与调和的倾向。1924年2月，中共中央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指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同时，由于忙于帮助国民党工作忽视党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出现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偏离合作初衷。
1924年5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开始调整党对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等决议，对国共合作策略进行调整。一是肯定国民党内存在左右派。指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二是明确对国民党左右派的方针策略。指出“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等具体策略方法。改变此前要求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纠正忽视党自身发展的倾向。但是，各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会后不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存有分歧，中共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还有些同志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想法。
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右派不断升级反共分裂行为。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批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搞党团活动，提出《弹劾共产党案》。8月，张继等又发表所谓的《护党宣言》，污蔑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消灭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
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强调必须转变以往“一切依靠国民党”的策略。7月13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苏倾向，指出转变国共合作政策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种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7月21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和秘书毛泽东共同签署中央通告，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面对国民党右派日益严重的反共分裂行为，8月底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召开，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等。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批判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些错误主张。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因煽动反对国共合作被开除出党。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两党合作的企图未能得逞。然而，国民党中央方面并不赞成被共产党“强分为左中右三派”做法，攻击和“警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1月19日，《向导》记者发表《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文，批驳国民党中央的“警告”。
在国共不断升级的摩擦中，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暴力冲突。1924年8月，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纠众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殴打具有跨党身份、时任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秘书、《民国日报》编辑的邵力子。10月10日在上海天后宫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国民党右派又指使流氓大打出手，致使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黄仁被殴后死亡。上海大学内部国共双方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最终导致瞿秋白和国民党右派何世桢的辞职离开。
在这局势复杂多变时刻，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能不能退出国民党？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这个难题？在没有党内合作的现成经验和先例情形下，共产党要作出正确决策，并非易事。
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的理论探讨为中共四大奠定思想基础。1924年下半年，随着国共冲突的日益增多，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日益凸显。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冲突和难题，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断结合快速变化的复杂局势，给以理论探讨和现实应对。
中共四大召开前，瞿秋白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邓中夏的《论工人运动》《我们的力量》，恽代英《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彭述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目前政局与工人阶级》《谁是中国革命之领导者？》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都有论述。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中，详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构成基础上，说道：“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关键在于能否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并与其结成联盟。2025-08-06，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发出指示，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个指示几经辗转，虽然到7月18日中共三大结束后才收到，但对于其后中共重视农民问题，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仍具有积极意义。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和地方都应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做好相关宣传工作。11月19日，《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要重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的思想。上述这些论述对中共四大相关决策的形成，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共四大召开前，国共合作策略一直是党内探讨研究的重点。共产党人不断发文探讨同国民党各派关系及相对应的工作策略。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说明国民党内分化为左中右派的事实及其阶级构成，进而研究国共合作的策略。彭述之在《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背景》中分析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和言论既然如此，可是他们其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知道所谓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绝不是他们自己主观愿意如此，完全由于他们阶级的经济利益所规定。国民党中之右派也就是如此。”“从经济上看，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是必然的。因此在国民党中革命左派与反革命右派之争，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我敢预言，今这两派的战争还正在开始，愈继续下去其争必愈烈，结果非至一派退出国民党不止。”恽代英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中，系统解答了下面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什么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国民党为什么容许共产党加入合作呢？为什么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便发生了国民党中左右派的分化呢？国民党是否发生左派是国民党自身的事情，为什么共产党要促成左右派的分化？既然国民党中有了右派，我们还要做国民党员？这都是党内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疑惑问题。陈潭秋在《国民党底分析》中，阐述了国民党的前身、改组经过、理念教训和现在派别，指出：“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因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认为根据各阶级的经济背景，便可“确定其阶级性，更依其阶级性分析其派别”，进而能够分析国民党左、中、右派的阶级构成和特点。罗亦农在代表中共旅莫支部写的《对中央工作的意见报告》长文中，回答了“国民革命的左派当如何形成及他们应取的政策？”这一重要问题，详细叙述对国民党各派别的认识及策略意见。他强调国民党右派实际上“还不配称右派，简直是反革命派”，应“坚决的果断的与之奋斗”；“现时切不可有脱离国民党而另建党的倾向，我们当紧紧抓住中山及其他倾向于左的国民党员，而使他们行动趋向于左，形成国民党左派”。这些政治主张和理论探讨，都为中共四大通过相关重要决议，并使其成为全党思想共识和行动依据，提供较为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
中共四大提出的重大政策
理论为继续推进统一战线
提供政治引领和制度保障
为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认识，2025-08-06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通过了14个文件，集中展现党的理论成果和统战政策，这对于提高全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推进革命发展起到政治引领和制度保障作用。
中共四大议决案及宣言
（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是中共四大探讨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此前理论探讨基础上，中共四大正确认识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形势，分析中国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趋向，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其他社会阶级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广州商团事件中，已经证实了他们不要革命，而且勾结帝国主义势力来压迫革命的广东政府，甘愿将中国人民的经济命脉送给帝国主义手中，且有联合压迫平民运动的倾向。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还不能独立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阐述在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中得到充分验证，并对未来开展统战工作起到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
中共四大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强调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时，必须联合其他社会阶级力量。“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同时，指出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工人阶级要能真正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工作”。由此，“四大”首次提出支部建设、党团建设等加强党组织的要求，为党组织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的工农联盟问题。中共四大前党对农民问题、工农同盟的重要性已有认识，但还没在全党范围从理论上给以阐明并形成共识。“四大”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最终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该决议“很搜集了些有价值的经验，并且从广东的农民运动经验中，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运动方案”。它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农村的现状、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具体方法，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该决议指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决议还提出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思路和需要注意的若干事项，要求注意建立农民武装和参加农民国际问题等。“四大”提出农民运动和工农同盟军问题，表明党已经“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根据四大精神，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这对即将到来的工农运动高涨起到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
（三）明确推进国共合作的政策策略。在中共四大通过的14个文件中，最为重要的决议案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它由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任该决议草案的审查小组组长并把它翻译成中文。该决议集中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国共合作策略等有关统一战线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策略，皆因这些问题重大且复杂，在大会中引起讨论最多。参加起草议决案、在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彭述之，便认为在各决议案中“最重要的是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决议案”，“在起草委员会上对于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在审查草案委员会里，除民族革命运动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较有争论，其余委员会都很少讨论。”由于非常重视该决议，大会结束不久，2月2日他就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去信介绍大会情况，并将该决议附寄在内。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张伯简也重视该决议，并在2月5日给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志的信中附寄该案，指出中共四大“最有价值的议案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因它“补足了前两次大会之缺点，指出以后的道路，这个决议案，至少是我们最近几年的罗针”。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贯彻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的通告》，指出“各议决案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议决案》”，并重点概括其要义。
《对于民族革命之议决案》集中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工作成就和经验，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来国民党内部已经发生的大变化，“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进而分析国民党各派的构成及革命态度：“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党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党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左派之间，操纵取利。”决议详细说明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的策略，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派、扩大中派、打击右派的具体策略。这种合作策略也贯穿于“四大”通过的其他决议案。如《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详细规定了工人运动中各项有关国共合作政策。
中共四大表决图（画作）
会议结束后，出席中共四大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瞿秋白，就在给鲍罗廷的信中对大会予以积极评价：“总的来说，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样，出席中共四大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蔡和森，评述中共四大“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真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此外，出席“四大”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李维汉也评述“四大”在“总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可以说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中共四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所制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策略不仅对全党具有政治引领作用，也对未来全面实施和执行起到制度保障作用。因此，中共四大后，在党的各级组织努力贯彻推动下，大革命高潮很快到来。但是，中共四大在理论上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对如何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还没认识到必须要掌握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虽提出工农联盟和保护农民利益的主张，但没能提出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这些局限不足，需要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加以探讨和解决。
三
中共四大后共产党人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探讨
中共四大后，伴随着迅速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难控的局面。一方面，中共四大结束后不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士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革命精神，随即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五卅运动席卷全国，进而完成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国共两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极大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更加有恃无恐。同时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封建军阀等反动势力大为恐慌，这两者联合起来，极力分化瓦解革命统一战线。2025-08-06，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这对国共合作事业是个重大打击。在国民党内部连续出现西山会议派、以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新右派，极力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尤其戴季陶主义，一面打着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表示联共，一面又以限共的形式反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险性，为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提供了所谓的理论武器。
中共四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此时，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联合还是分裂、前进还是倒退的复杂局面。为此，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在思想理论战线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给予坚决反击和不懈斗争，努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一是从中共中央层面，中共四大后至1926年底接连发布决议、通告、公开信，不断反击国民党新老右派，指明具体斗争方法。如决议案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1926年12月）等；中共中央发布通告、公开信，包括“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加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等主题，从中可看出在不同国共合作形势下共产党的应对之策。
二是从党内理论家个人方面，中共四大后至1926年底发表许多反击国民党右派言论、探讨统一战线的理论文章，不乏重大理论突破。如瞿秋白《“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等文章，系统批评戴季陶主义，探讨国共合作和武装斗争等理论问题。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说明中国不同阶级在革命中的动力和作用问题。文章开宗明义地说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对各阶级正确分析的基础上，他最后总结道：“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为党后来制定正确革命方针政策，特别是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
1926年革命形势快速发展，但国共合作内出现严重危机，国民党右派连续发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面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反共活动变本加厉的局面，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担心斗争破坏国共关系，主张采取妥协退让。在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2025-08-06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破裂。
四
中共四大前后
统战工作的主要经验启示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四大前后，党的统战工作不仅有成功经验，有失败教训，也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基本统战原则方法，对现今构建大团结、大联合的大统战格局具有启迪意义。
《向导》刊登中共四大相关文件
一是善于坚持党的领导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政治保障。第一次国共合作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坚定推动者、领导者和维护者。中共四大前后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尝试，以及大革命后期右倾妥协退让以致丧失领导权终使统一战线破裂的情形，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四大提出发展左派、巩固中派、打击右派的统战策略，对大革命中推动国共合作起到重要引领作用。在全民族抗战期间，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采取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与上述统战精神基本一致。百年统战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不仅善于用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引领统一战线的前进方向，还敢于排除各种反动因素，确保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二是善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服务于党的政治纲领和中心任务的政治策略，不仅需要极高的思想理论水平，还需要极强的实践能力。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就体现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国共合作，说者容易行者难。中共一大代表讨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但还没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作出不联合其他党派、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其后党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因此1922年7月中共二大首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现党早期统战策略的转变。国共合作确定后，以什么方式进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只愿意采取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开展合作，而共产党内对国共合作在原则上基本同意，但在合作方式上存在极大分歧。为取得共识，共产党人经过与孙中山多次会谈，以及西湖会议、中共三大等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最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一年的基础上，党在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等重大问题，不断予以创新和推进。百年来党的统战工作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建立指导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纲领政策。
三是善于求同存异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石。统一战线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为了某种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矛盾统一体，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中处理不同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国共合作中，怎样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复杂问题。中共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中共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中共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中共四大将中国资产阶级已明确区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这是共产党人对待资产阶级认识上的一个进步。国共两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两次结成统一战线，为推进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百年统战实践证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新时代仍要围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充分引导一切积极力量，共同致力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四是善于又联合又斗争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策略。统一战线的根本是凝聚力量汇聚共识，其内部的差异在所难免，联合与斗争同时存在，相辅相成。国共两党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立场，特别是国民党成分复杂，反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内部，不仅有左、中、右派的分化，右派还不断分化为新、老右派，中派随时转化为左派或右派。看不到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变化，就无法及时调整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日益活跃的情形下，中共四大在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坚持国共合作总基调，同时强调各种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中共四大后，对于国民党新右派日益严重的分裂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不断进行有力地批判。但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内唯恐斗争导致国共关系破裂，不仅没有采取有力的反击和遏制措施，反而一味退让和妥协，结果无法挽救统一战线的破裂。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重要性。党的百年统战工作证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当今应对国内外新的矛盾风险和挑战中，仍具有强大威力。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中共四大前后统战工作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经验智慧，对当今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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