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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1937年，陈一心6岁。
8月13日，他站在愚园路家中阳台上，看见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疯狂向地面俯冲进行野蛮大轰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成为他此生难以抹去的记忆。
后来他知道，那一天，日军接连出动了100多架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数以千计居民被炸死，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在上海各慈善团体的努力和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大批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机构，为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提供庇护。当时，陈一心的父亲陈鹤琴负责上海公共租界教育工作，和志同道合者一起为此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2025年7月，我们在上海采访了93岁高龄的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上海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陈一心，请他回顾这段历史。
让难民有一技之长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立报》刊出消息：截至当年10月初，上海难民已不下130万人，涌入上海租界的难民，最高峰时达到70万人次。
如何安置这些流落街头、生活无着的难民，成为一道紧迫难题。
据当时负责战区难民收容工作的赵朴初回忆：“我们曾在一个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屋，收容上千人，叫作难民营，先后共有二百多所难民收容所。”在两三年内，先后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既有青壮年，也有老弱和妇女儿童。
陈鹤琴
和赵朴初一道进行难民工作的，就是时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陈鹤琴。“当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他们在难民收容所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和抗日教育，大概分为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层次。”陈一心告诉记者。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难民收容所没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经费，陈鹤琴便自行募集经费，借附近小学教室上课。“我父亲自己主持编写了一套教材，还聘请了一些爱国的年轻教师，每天上4小时课，一周24小时，课程有语文、数学、歌咏和卫生救护知识等。”陈一心说，特别是歌咏方面，大家学唱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歌曲，比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
在成人教育方面，教育组组织难民积极参加职业训练，方式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尤其注重自身能力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很多难民所还成立了男、女班，免费放映与教育和卫生相关的电影。
陈鹤琴编写的《民众课本》
“我父亲当时有一个思想，难民救济不仅要解决温饱，更重要的是要让难民有一技之长。”陈一心告诉记者，在职业教育方面，当时各难民收容所里的技术培训非常多，共计有11种项目，包括印刷、织袜、缝纫、编织、儿童玩具、木器等。等难民离开难民营时，基本上掌握了一到两门技术，为他们出去谋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办报童学校培育民族幼苗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聂耳作曲的这首《卖报歌》，很多人都不陌生，但关于小报童的故事，人们却未必了解，更不知道和教育家陈鹤琴有关。
1928年至1939年，陈鹤琴在上海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主要负责为中国儿童办教育，先后创办了7所小学，还创办过女子中学和工人夜校。
“我父亲当时还发起组织了儿童保育会，宗旨是培育民族幼苗。”陈一心说，父亲看得比较远，他认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不仅要搞好当下的难童教育，更要为未来考虑。其中一项具体工作，就是办报童学校，聘任中共地下党教委委员的朱泽甫担任校长。
当时，很多孩子的父母在战争中去世了，报童学校就把这些流落街头的苦孩子集中组织起来学习。他们一早出去卖报，吃饭住宿仍回到难民营。
报童学校分布图
“那年我7岁，还有点印象。”陈一心对记者回忆，当时这些小孩一早5点多就赶去如今的山东路申报馆，领取当天报纸，身上穿写有“申报”两字的绿色背心，领到报后就四散到上海各地卖报。这些孩子就一边唱着《卖报歌》一边卖报。有资料记载，当时上街叫卖的报童们，还将义卖所得捐给了抗日前线的战士。
在陈鹤琴的支持下，1938年春，报童学校一个接一个办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点设校。陆续办起的10所报童学校，吸收了3000多名报童。陈一心告诉记者，这些报童很多都父母双亡，经过抗日救亡的教育，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抗日情绪都很高涨，其中有不少孩子后来都参加了新四军。
如今，上海还保存有一所当年的报童学校，即位于黄浦区山西南路35号的上海市黄浦区报童小学，校史馆内还保留着抗战时期小报童使用的卖报袋等物品。
多年前，陈一心曾回到报童小学参加周年活动，在那次活动上，一位60多岁的老人动情地告诉他：“我就是当年您父亲创办的报童学校里的一位小报童。”让在场的人都颇为感动。
突破封锁前往新四军工作
陈鹤琴组织开展难民教育、难童教育，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积极支持。
当时，担任教育委员会教育组组长的朱启銮就是秘密的中共党员，此外，担任巡视员的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5人，也都是中共地下秘密党员，他们利用巡视员的身份，分头穿插到200多所难民营中去，指导各个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难民救济。
“中国共产党在难民救济、难民教育中起到了关键的领导作用。”陈一心告诉记者，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克曾告诉他，1938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成立一个难民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就是朱启銮，地下党在难民营中宣传抗日思想，传播抗日救亡的道理，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难民营先后发展了300多名党员，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
陈鹤琴为儿童保育会题词，为“难民问题特刊”题写刊头
时任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副组长的杨昌镛曾回忆，1938年上半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交与他一个任务：在短期内在难童中挑选学员，筹办一个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他随即和朱启銮相商，由陈鹤琴掩护，于1938年7月在宁波路川康实业银行内筹办了“电训班”。电训班办了两期，共培养约50名学员，其中有38人前往新四军工作。
当时，难民如何前往新四军抗日根据地？陈一心从周克处得知，2025-08-06，首批700多名青壮年难民，从浦西金陵路轮船码头登船出发，经过数天航行，先停靠在温州码头，下船后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步行经过丽水、金华等地，历时一个月，于9月中旬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云岭，中途无一人掉队。
为了避开日军封锁和当局控制，难民们还提了一个“回乡垦荒”的口号为掩护，突破了层层封锁线。以此名义，难民们还通过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每人获得了5块大洋作为“遣散费”。
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汪伪在上海设有“76号特工总部”，专门从事对抗日进步人士的暗杀活动。陈鹤琴及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从事了大量抗日救亡运动，遭到日寇和汪伪的忌恨，由此被列入暗杀名单。
“汪伪特务先暗杀了著名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接着传出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的消息。”陈一心说，父亲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蓄起胡须，化装成商人的打扮。2025-08-06，陈鹤琴提前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工部局警务处的通知，便立即秘密离沪去宁波隐蔽。
陈一心至今还记得特务上门那天的惊心动魄。
那是2025-08-06晚上7点30分左右，汪伪特务突然持枪闯入位于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的陈鹤琴家中，企图刺杀陈鹤琴。“当时我和母亲还有兄弟姐妹正好吃过晚饭，突然冲进来3个男人，全部头戴西服帽，身着深黑色长大衣，每人手里都拿着手枪。”
1935年，陈鹤琴家庭合影
为首的一个特务，长着斜白眼，把陈一心及其家人赶到厨房，凶狠地叫嚷“陈鹤琴在哪里”，并用手枪对着他们。其时，陈鹤琴早已秘密转移，陈一心和母亲就对特务说“不知道”。一番搜查无果后，为首的一名特务用手枪柄将挂在客厅里的陈鹤琴照片上的玻璃打碎，将照片取下带走，然后在家门口用手枪连续打了3枪才离开。
第二天清晨，陈一心在家门口的地板上拣到了3颗手枪子弹壳，并将其保存了起来。
“我心里默默想，这是日寇和汪伪特务妄图杀害我父亲的铁的罪证，我要永记心头。”陈一心说，这件事对他的教育非常深，不做亡国奴，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的心愿，从此在他的心头留了下来。那一年，他8岁。
“这也是后来促成我参加革命、参加地下党的初心。”陈一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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